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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色图 校园春色 【书理由论】（三国·魏）卫恒《四体书势》（全录本）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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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恒书道作品

卫恒《四体书势》概述

卫恒（？-291），西晋书道家，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东谈主。他的书道作品和表面文章《四体书势》在中国书道史上占有首要隘位。《四体书势》是一篇探讨汉字组成、字形字体演变以及书道艺术的表面文章，被合计是存世最早的和比较可靠的书理由论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四体书势》主要商量了四种书体：古文、篆书、隶书和草书。卫恒在文中不仅先容了这四种书体的发源和发展，还波及了一些书道家代表的情况贵寓。卫恒在书中指出，汉字的构澄净象包括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等六种景色，这是因循了东汉许慎的六义之说。

《四体书势》不仅是书理由论的首要文件，亦然商量中国书道史的首要贵寓。卫恒在书中对西晋以前的书道家进行了褒贬，指出了他们在书道方面的得失，笼统了西晋以前书道发展的情况。由于魏晋本领的墨迹大多已不存在，卫恒的这部文章就显得尤为疏淡。

卫恒本东谈主擅长草书，同期也学习隶书和篆书，因此他在草书、章草、隶书和篆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道作风被刻画为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过剩，便媚详雅。天然卫恒的书道墨迹已子虚乌有，但仍有传为他所书的刻帖《一日帖》和《交游帖》流传于世。

卫恒诞生于一个书道世家，他的祖父卫觊、父亲卫瓘都是驰名的书道家。卫恒的侄女卫铄，即驰名的女书道家卫夫东谈主，亦然书道界的杰出人物。卫恒的女儿卫璪、卫玠同样承袭了家眷的传统，成为了驰名的书道家。

卫恒的《四体书势》不仅是一部书理由论文章，亦然商量汉字发展和书道史的首要文件。通过对汉字组成和书体演变的探讨，卫恒为后东谈主提供了珍贵的知识钞票。尽管卫恒的书道墨迹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表面文章和家眷的影响仍然在书道界留住了深刻的印记。

卫恒《四体书势》原文与译文

［简评］对文字的发展历史有首要意旨。从书契运行，黄帝和夏商周三代是古文阶段。秦使用篆体。文字有基本的六种成字景色。在秦篆前，还有周时的籀体字。在秦篆后，是隶书、草书。到东周时，各诸候国的籀字大同小异，奇光异彩。西周的籀字又称史籀籀文，秦的篆称小篆。秦时使用八种不同的字体，到王莽时是六种。秦时已出现隶书，汉时出现楷法隶书(即写得比较正楷的隶书)。晋时的八分是隶书的一种。魏初已出现行法隶书(即写得比较快的隶书)，写得比较草的隶书叫草隶。汉时出现了草书。写草书要花好多时辰，是以说"匆忙不暇草书"，冉冉走出实用，就会走上纯艺术的谈路。但这时还兼有实用。古东谈主们选用赋的局势来叙说(而不是论说)某一东西，使这一东西理性太多，难以形成系统性、综合性的知识。为了堆砌词采，反而失去了对词的精准与推敲。

陈志平︱《四体书势》中的“体”“势”与晋唐书道艺术不雅念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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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文辑：《墨池编》，清雍正就闲堂刻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商量》2021年第12期， 遭殃剪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剪辑部授权。

摘 要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在秦书“八体”、新莽“六书”和石经“三字”的基础上索要出“四体”，是着眼于字学和书学的双重不雅照。卫恒在蔡邕《篆势》和崔瑗《草书势》的基础上撰成《字势》和《隶势》，同期以“四体书势”定名和绾结全篇的作念法，诱导了“体”“势”在书理由论史上的地位。魏晋以降，书道形成钟、卫二派，钟派通过王羲之的传承而大盛，终成中国书道史的主流，卫派则匿迹于历史烟尘之中。个华夏因，即卫氏书派因秉持古文传统而“重形”，终不敌书道艺术日趋内化、与东谈主文勾引而成为“心学”的历史大潮。书论规模中从汉代以“法象”为中心，到魏晋以“体势”为中心，再到唐代以来形成的以“笔法”为中心的观念体系的嬗变，灵活地展现了晋唐之际书道艺术不雅念的生成和书道进一步东谈主文化的发展轨迹。

西晋卫恒（？—291）《四体书势》是书论史上极为首要的名篇，作家鉴戒文学丛辑《七林》将同类辞赋汇为一编并加序论的模式，编录商量“书势”一类的文章，撰成此书。“四体”指古文、篆书、隶书、草书，蔡邕《篆势》和崔瑗《草书势》在卫恒结撰《四体书势》之前就已存在，《字势》和《隶势》二篇则为卫恒自作，四篇均有卫恒所作绪言，即《篆势序》《草书势序》《字势序》《隶势序》1。《四体书势》梳理了西晋以前字体、书体发展的源流，并对代表性书家进行精当的评述，响应了西晋及此前书道发展的一些热门问题，同期愚弄优好意思的赋体谈话刻画了字势之好意思，论赞杂陈，述作并举，不仅为早期书道史的商量提供了极为首要的参照，也为后世书道史的着述诞生了典范，同期为中国书论限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四体”之冷漠

一般而言，新事物的出现，应是先有实再有名，“书体”亦然如此。甲骨文、钟鼎文自无须说，篆书、隶书这些书体称号，也势必是实在名先。秦卓越以前的文籍中，“篆”有两个义项，即车轮毂上的纹饰或乐器钟钲上的部件，皆与书体之“篆”无关。秦乃至西汉中期以前，鲜见“篆书”一词2。目下所知，篆书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籀文，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3

目放学界渊博合计，“秦书八体”的说法应出目下秦汉之际，乃汉入门者据秦时文字情景，并勾引其时的实践应用，加以别离而制定4。这一论断应该适合历史事实。“秦书八体”后，有西汉“六体”（亦称“六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是以见告古今文字，摹钤记，书幡信也。”5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将“八体”和“六体”进行比较，论断为卫恒《四体书势》所本：

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籀文，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传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是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是以书幡信也。

与“秦书八体”比较，新莽“六书”中的“古文”和“奇字”可归入“籀文”，“传书”即“小篆”，“佐书”即“隶书”，“缪篆”即“摹印”，“鸟书”即“虫书”，此外少了“刻符”“署书”和“殳书”。但学界有东谈主合计“刻符并入篆书，殳书并入隶书，独阙署书良友”6。其实，署书应该归入篆书一类，卫恒即是如此处理。

《隶势序》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密，篆字难成，即令隶东谈主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这一方面通过“隶书者，篆之捷”将篆书和隶书的承递关系揭示出来，另一方面将符印玺（摹印）、幡信（鸟虫书）、题署（署书）等归入篆书这一大类中。此外，《隶势序》还反复提到王次仲（始作楷法）、师宜官（能大能小）、梁鹄（善题署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得次仲法）、毛弘（善八分）、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等，并及刘德升、钟繇、胡昭等东谈主的行书。这证据，卫恒对书体的分类采用了“以类相从”的景色。若是说《四体书势》中的篆书一类大抵不离“八体六书”的范围，那么在隶书一类中将八分和行书附后，则标明书体正在派生和裂变，从而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庞7。

卫恒冷漠的“四体”，除与“八体六书”存在赫然的传承关系之外，还可从曹魏本领《三体石经》（241）中找到渊源和出处。汉末魏初，今古文经学两派坚持的场面归于斡旋，有识之士渐感今古两家互有吵嘴，欲明全经，惟有弃短取长，加以折衷。为适合其时政治和学术的需要，乃有魏刊古文经以补汉石经之举。《字势序》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为写《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卫恒祖父卫觊是魏初古文的首要传东谈主，曾参与《正始石经》的撰写责任，卫氏一门对古文均有商量，这亦然卫恒将古文列为“四体”之首的内在动因之一。

将“草书”列为“四体”之一，是《四体书势》对“八体六书”和《三体石经》的首要发展，天然亦然汉魏之际草书空前好听的历史现实使然。作为“书体”名的草书出现较晚，至迟在东汉初期出现，卫恒所言“汉兴有草书”中的“汉”即是东汉。《四体书势》梳理了草书的始末，特别指出：“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家姓名。至章帝时，皆相杜伯度，堪称善作篇……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尔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动笔必为楷则。常曰：'怱怱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于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以目下的知识看，卫恒的记叙贫瘠两个细节：一、他莫得提到比杜度早一百多年的史游；二、他提到“善作篇”“草圣”，莫得提到“章草”“今草”之名。卫恒所说的“作篇”之“篇”，在汉代一般指“字书”而言，如《急就篇》《凡将篇》《训纂篇》之类，杜度“善作篇”应指他用草书写的字书，这种草书被后世定名为“章草”。《非草书》云“竞慕二贤，守令作篇”8，蔡邕《劝学篇》云“皆相杜度，好意思守名篇”（张怀瓘《书断·神品》引）9，其中的“篇”当指章草。至于《急就篇》其后被称作《急就章》，应是章草称号出现之后的追加，章草的创举其实与史游无涉。故而，张怀瓘所谓“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落幕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10的论断有误。“篇章”二字对举，是章草得名的起因。陶弘景《上武帝论书启》“兼此诸书，是篇章体”11，孙过庭《书谱》“包括篇章，涵泳飞白”12，这里的“篇章体”和“篇章”即是“章草”，具有典范、章奏、字学等多重含义在内。

卫恒对草书（章草）的怜爱，体现了他作为古文家与时俱进的一面，崔瑗《草书势》的“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在某种进度上也可手脚卫恒的学术念念想。卫恒并非一味保守的表面家，他以“体”和“势”来绾结西晋以前的书道不雅念，体现了汉代以来今古文交融的历史趋向，同期也骄贵了卫恒开拓书理由论版图的宏愿。

二、从“法象”到“体势”

崔瑗《草书势》的篇名可能经过卫恒的改定。东汉赵壹《非草书》最早说起此篇，文中称之为“赞”。东汉蔡邕所作《篆势》，内容上有赫然模仿崔瑗《草书势》的行踪。《书断》卷上节引数句，题为《小篆赞》，这与赵壹称《草书势》为“赞”前后呼应。卫恒编撰《四体书势》时，才有《草书势》之名。南朝范晔《后汉书》中有《崔瑗传》，受《四体书势》影响收入此篇，从此《草书势》流传渐广。

卫恒编撰《四体书势》时，《草书势》《篆势》也曾存在，卫恒于是自作《字势》《隶势》两篇，足成“四体”。《字势》为卫恒作，莫得任何疑问。至于《隶势》的作家包摄，有学者根据《四体书势》中“魏初而有钟、胡二家为行书道，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于世。作《隶势》曰……”这段话推断为钟繇所作13。据《隶势》：“何草、篆之足算，而闲雅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俯仰而详不雅，举大略而论旃。”明言草、篆二体也曾被东谈主平和，唯独“闲雅之未宣”，这里的“闲雅”即指隶书。钟繇早于卫恒，既云其时隶书“未宣”，则《隶势》不可能是钟繇所作。这段话其实是卫恒为隶书鸣不屈而自作《隶势》以配《草书势》《篆势》的夫子自谈，《隶势》为卫恒自作可无疑问14。

蔡邕《篆势》、崔瑗《草书势》和卫恒《四体书势》以“势”名篇可能与“势”在汉魏之际被引入书论的大布景商量。班固《与超书》云：“得伯张书，稿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咨嗟。”（张怀瓘《书断·能品》引）15这是今存最早的书论文字，其中“稿势”与“篆势”“草书势”的表述相差无几。班固比崔瑗早四五十年，崔瑗比蔡邕早五六十年，蔡邕比卫恒早九十多年，前后两百余年，“势”作为书论中的一个观念已深入东谈主心。

《草书势》全篇最首要的不雅点是：“不雅其法象，俯仰有仪。”“法”和“象”既可作动词“模仿”“仿象”，也可作名词“万法”“万象”等。“法象”同样如此，既指一切事物阵势的总称，同期也指对一切事物阵势的取法、仿效。此词本出《易·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寰宇，变通莫大乎四时”16。许慎《说文解字序》：“古者庖牺氏之王六合也，仰则不雅象于天，俯则不雅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17八卦、文字、书道在“法象”这一丝上取得了最为深刻的内在一致。《易》八卦的“以垂宪象”和草书的“俯仰有仪”亦可见重叠之处。此外，汉代“法象”一词还用于东谈主伦之中。《中论》卷上《法象第二》：“夫法象立，是以为正人。法象者，莫先乎正仪表、慎威仪……夫仪表者，东谈主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趣治，情趣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不错为法象，斯谓之正人矣。”18这证据“法象”既能调换寰宇万物东谈主伦，同期也内在地包含“威仪”“雅正”等义项，特别是“法象”干涉书论规模后，为后世“书道”一词的出现提供了深奥幽远的玄学内涵。

《草书势》在“不雅其法象，俯仰有仪”之后，列举了“法象”的种种施展：“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绝笔收势，余綖虬结。”《古今法书苑》在“绝笔收势”后有小注“一作放体”19。考蔡邕《篆势》有“纡体放尾”，因此“放体”之说着实。忘我有偶，蔡邕《篆势》中独一出现的“势”（“势似凌云”）在《入门记》中作“体”20。这不禁让东谈主怀疑，《草书势》和《篆势》的原文可能莫得“势”，篇名和文中的“势”字极有可能是卫恒或者后东谈主改窜。关联词，《草书势》中除鸟兽虫蛇等诸多天然物象的设喻外，分明存在“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等对“势”的实质性刻画。这是否不错反证，“势”之是以干涉书理由论规模，正与卫恒撰集《四体书势》的发现、索要和开拓存在密切关系？

卫恒在《字势》中冷漠“势和体均”，又在《隶势》中冷漠“异体同势”，这是两个商量“势”的首要表述。其要点在于，一方面将“体”突显出来与“势”相比肩；另一方面通过“体势”替代“法象”，从而让书理由论限度更为辘集地体现并适合外部全国的变化。对于“体势”之“体”与体裁、字体颇商量联，不错互相参读。《文心雕龙·定势》：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文回，天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此良友……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贵人，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准的乎典雅；赋赞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建功者也。21

“体”和“势”的关系是体用关系，所谓“即体成势”，“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此良友”。卫恒《字势》云：“不雅其措笔缀墨，精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持续。或守正循检，规折矩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与刘勰论文有殊途同归之妙，均以“方”“圆”喻体，以“折”“旋”言势。区别在于，刘勰的“即体成势”从形成处立论，而卫恒的“势和体均”是对终端而言。

试比较《四体书势》中“四体”所用语汇（表1），不难发现，四体中均出现“方圆”或“轨则”字样，但惟有《字势》和《隶势》中才有“折”“旋”这么明确强调“势”的动词。这从侧面骄贵了卫恒要点平和并发展《草书势》的某种信息。

卫恒在《隶势》中冷漠“体象有度”一词，这同样是对《草书势》“不雅其法象，俯仰有仪”的深化。不丢丑出“有度”与“有仪”趣味附进，而“体象”较“不雅其法象”的趣味则赫然更进一层。忘我有偶，南朝以来的书论和画论文件中存有“体法”一词22。“体象”与“体法”，赫然是对“不雅象”与“不雅法”的发展。“体”有动词、名词两个义项：作为动词时，“体象”“体法”意为“体而象（法）之”；作为名词时，“体象”“体法”与“体势”的用法一样，都与字体、书体商量，又有一层形上颜色。

荀悦《前汉纪》卷二《高祖二》：“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共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23崔瑗《草书势》中对“势”有正面刻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说的恰是“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非草书》后盾用：“故其赞曰：'临事从宜。’”24蔡邕《篆势》中莫得雷同称述，而卫恒《隶势》中有“随事从宜，靡有常制”，《字势》中有“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与崔瑗《草书势》可谓一脉相传。

刘勰在论文时，合计既要“铨别”各体，又要“随势各配”，以达到“循体而成势，随变而建功”的后果，是以他对不同体裁冷漠不同的要求：“章表奏议，准的乎典雅，赋赞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此前曹丕《典论·论文》已有相似表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智备其体。”25唐代孙过庭《书谱》也有对不同书体的特质进行界定：“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26天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对古文、篆、隶、草分别进行了概述和讴颂，但从中实丢丑出“四体”的实践区别若何。究其原因，当与四篇“书势”实践上是赋体文学作品商量。“假象尽辞”是汉赋最基本的施展方法，无论什么题材，其设喻藻饰的“模式”不会改变，甚至出现了西晋挚虞所谓“假象过大，则与类远”27的缺欠。实践上，卫恒在若何区别“四体”方面颇挂念力，正如他在《字势》中所言“不雅其措笔缀墨，精心精专”，这天然是说作字，但同样标明卫恒对语汇的弃取和念念考的深入。

三、“四体”之“势”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提到“体”和“势”各有11处，其中“体”和“势”对举的有3处，分别是“四体书势”“势和体均”“异体同势”。以“体”组成的词有二义：一为体制层面的如“书体”“字体”“四体”“八体”等，二为作风层面的“体大”“体例”“体均”“体象”“纡体”等。以“势”组成的词有三义：一为统称的“字势”“体势”“书势”，二为分体的“篆势”“隶势”“草书势”，三为“笔势”“势似凌云”“尽其势”“收势”等。兹将《四体书势》中“体”和“势”分散情况列表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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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看出，卫恒将“体”和“势”纠合全篇，在“四体”中的分散大要平衡。但仔细分析可见，《篆势》中提到“体”多，而《草书势》中提到“势”多，从古文到草书，体现了由“体”到“势”的此消彼长。相对而言，“体”偏重于“字”的划定，“势”偏重于“书”的发扬。卫恒以《四体书势》定名和以《字势》冠篇，正体现了将字学与书学相统一的念念路，“四体”的摆列轨则也体现了书学在渐渐脱离字学走向零丁的经过中，各自的天然属性和历史功用有所不同。

另外，卫恒对“四体”也进行了分别的对待，中枢关键词分别是：古文——“势和体均”，篆书——“体例”，隶书——“异体同势”，草书——“笔势”。这种表述显得极端精密，以下试分析其内在意蕴。

在魏晋东谈主看来，草书和隶书是更早字体的简便化终端，其泉源是“鸟迹”和仓颉所造的“书契”，亦即包括了广义的“篆书”和更早的“古文”，《隶势》云“鸟迹之变，乃为佐隶。蠲彼繁文，崇此肤浅”，《字势》云“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这一不雅点与现代学者的商量论断大体一致28。卫恒对古文的怜爱除指明其在文字学上的泉源意旨外，还用“势和体均”来刻画“古文”在体制和艺术上的特色。所谓“势和”是指“正化”与“草化”在结构上达到的动态平衡，所谓“体均”是指“繁化”和“简化”在数目上完了的静态统一。古文作为“黄、唐之功绩”和“六艺之范先”，“有若天然”，因而在体制和艺术上具有垂范的意旨。

《篆势序》云：“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所谓“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是指篆书的“体均”。就秦代小篆对古文籀文的改易而言，存在“损”“益”的双向经过，最终形成小篆“体均”的状态。篆书与古文比较，“体均”有所承袭，但“势和”的场面被冲破，卫恒借蔡邕《篆势》中的“延颈胁翼，势似凌云”来抒发这么一层藏匿的含义。

隶书名实极为复杂，包括秦隶、汉隶、八分、真书，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创造性地将行书附在隶书之后。《隶势序》云：“何草、篆之足算，而闲雅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与卫恒用“体例”一词姿色篆书相对照，他用“体大”一词姿色隶书值得玩味，所谓“大”应是“群众眷”之“大”。

《隶势序》云：“隶书者，篆之捷也。”所谓“捷”，包括了简化和草化双重含义。《草书势》曰：“草书之法，盖又节略。”从篆书到隶书再到草书，是不竭简便化的终端，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自隶以下，吾不欲不雅。”29“散”“破”“悖”“狂”是简便化的另一种说法，何况体现了不竭增强的趋势。不丢丑出，简便化的实践是对“体”的弱化和对“势”的强调。卫恒意志到隶书外延很广，实践上包括了古文、篆书、草书之外的其他各式书体，于是用“异体”赐与笼统，同期用“同势”指出隶书“群众眷”具有“修短相副”“纡体放尾”的共同特质。《隶势序》提到“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其中“尽”字与“纡体放尾”的“放”字，进一步标明“势”在增强和被放大的现实，而“体”之于“纡”与“势”之于“放”则形成相背相成的场面。隶书“纡体放尾”的特征也标明古文和篆书所具有的“势和”场面被透澈冲破。

在隶书的群众眷中，卫恒对狭义的隶书赐与特别平和，他用“体象有度”来进行刻画，这与成公绥《隶书体》“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和，莫尚于隶”30的说法有殊途同归之妙。隶书的“体象有度”与八分的“用笔尽其势”比较，也存在“纡”与“放”的不同，这证据卫恒对隶书大类中各体进行了分别对待。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叙草书时，第一次将“结字”和“书体”“笔势”对举，“杜氏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这背后具有两重涵义：一、“书体”代替了“字势”，“书”取得了相对于“字”的上风地位；二、“书体”“字势”继续发展出“笔势”，用笔的不雅念随之出现，且与“结字”相对，“体”和“势”渐渐被“结字”和“用笔”替代，显现出更为浓厚的书道艺术的意味。

关联词以上两段引文表述存在多种异文，“结字”在宋刻本《书苑菁华》所载《四体书势》中作“杀字”，“安”在宋刻本《书苑菁华》所载王僧虔《论书》中作“妥”，这应都是讹误所致。然则《四体书势》中杜氏的“书体”，在王僧虔《论书》中演变成“笔体”，在张怀瓘《书断》中变成“字画”；而崔氏的“笔势”，在王僧虔《论书》中没变，然则到张怀瓘《书断》中则变成了“书体”。这些篡改若是被孤就地看待，很容易合计仅仅文字的偶然讹误，但实践并非如此。

《四体书势》中的“体”和“势”，概而言之，体静而势动，区别十分赫然。但在后世被专门不测地混同起来。唐徐坚《入门记·文部·文字第三》收入崔瑗《草书体》、蔡邕《篆书体》，除将“草书势”“篆书势”改成“草书体”“篆书体”之外，还将《草书势》中的“书契之兴”改为“书体之兴”，将“势似凌云”改作“体似凌云”31。忘我有偶，《字势》中“始作书契”一句亦作“始作书势”（《古今法书苑》在“契”后有“一作势”的小注32）。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在两种可能：一是《草书势》和《篆势》中的“势”本作“体”，已见前述；二是卫恒以后，东谈主们对“体”和“势”的表现也曾相等混乱。笔者揣测，一方面，“体”和“势”作为生长书道艺术不雅念的母体，在用笔和结字等不雅念产生之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肠位，其首要性也曾一落千丈；另一方面，“体”和“势”是即体即用的关系，其区别在动静起止之间，跟着存身点的不同，很容易被混浊使用。

四、“杂形”与“杂势”

卫恒《四体书势》除冷漠并使用“体”“势”观念外，还很怜爱“形”。《字势序》云：“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33《篆势序》云：“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籀文》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字之“形”有常有变，皆与“体”“势”干系。“体”是常形的结穴，“势”是变形的伸开。

《篆势》云：“鸟功绩，皇颉循。圣作则，制闲雅。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此句版块差异很大，大要存在三个不同的版块系统：一、《晋书》本，《墨薮》《古文苑》《墨池编》（复旦大学藏书楼藏本）属之；二、《艺文类聚》本，《书断》《太平御览》、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梅鼎祚编《东华文纪》、张溥辑《蔡中郎集》、《墨池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属之；三、《书苑菁华》宋刻本，《说郛》《书道正传》属之，《墨池编》的清刻本、薛晨校注本、李时成刻本增减文字，大体属于此类。三个版块系统，文字有歧异。其中《晋书》本的“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为无数东谈主所接受；《艺文类聚》本“体有六篆，妙巧入神”流传有序，亦不可忽视，唯少了“为真形要”数字；至于《书苑菁华》宋刻本系统乃据以上两种版块增损而来，落于后尘。三个版分内歧的关键在于对“圣作则，制闲雅。体有六，篆为真”的默契。“六文”有两种含义。一指六书。北皆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卢文弨补注：“六文即六书。”34《云笈七签》卷七：“六文，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指事，崎岖是也；三曰形声，河海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35二指六种文字，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鸟书。《南史·颜协传》：“时又有会稽谢善勋能为八体六文，方寸千言。”36唐岑文本《奉述飞白书势》：“六文开玉篆，八体曜银书。”37从蔡邕《篆势》的前后文来看，本旨是赞好意思“篆书”。因此，“圣作则，制闲雅。体有六，篆为真”的表述适合实践。

卫恒也曾犒赏许慎《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这从侧面验证了蔡邕“篆为真”表述的正确性。明乎此，则“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中的“形要妙”不错同“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商量起来，“杂形”和“真形”恰恰形成一种对比关系。从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屡次引述蔡邕的证明来看，他对“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的作念法是信托的。

卫恒撰《四体书势》对“古文”的怜爱仅仅体现了卫氏家学的一个侧面。《四体书势》中列举了一些字学的代表慈祥书东谈主名，然则赫然并莫得囊括全部。据虞龢《论书表》：“臣见卫恒《古来能书东谈主录》一卷，时有欠亨。今随事改正，并写《诸杂势》一卷。”38卫恒在《四体书势》之外再著《古来能书东谈主录》的说法规信而有征，虞龢提到的《诸杂势》也极有可能是经由卫恒《四体书势》发展而来。

《三国志·魏志》载，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39。唐玄度《十体书》：“散隶，晋黄门郎卫巨山所作。祖觊，父瓘，皆虫篆、草隶驰名。巨山幼得其法，又创造散隶体，及著《四体书势》，古今法之。”40这证据卫氏家眷除卫恒冷漠的“四体”之外，还擅长其他由古文养殖出的杂体，后世据此附会出多种传闻。梦英《十八体书》：“垂云篆者，卫恒之所作。轩辕之代，庆云常现，其体邑邑纷纷，为书纪职，文字之典，取诸为篆。《书品》云：'卫恒书如摇华好意思女，舞笑镜台。笔动若飞，字张如云，莫能传学。’卫氏即垂云之祖。”41按，“云书”传为黄帝所作。韦续《纂五十六种书》：“四云书。黄帝时，卿云常见，邑邑纭纭，作云书。”梦英《十八体书》引录此段文字，又据《书品》记卫恒“笔动若飞，字张如云”，有意将“云书”掉包成“垂云”42，附会行踪十分赫然。又梦英《十八体书》：“柳叶篆者，卫瓘之所作。卫氏三世工书，善乎数体，温故求新，又为此法。其迹类薤叶而不真，笔势明劲，莫能传学。”43这同样是梦英的臆说。明方以智《通雅》：“卫氏三世攻书，卫瓘因父觊之学作柳叶篆，类薤叶而不真，莫能得学，其殆今之草篆乎。子恒作云书，虽名仿轩辕，其实巨山自变伯玉家法耳。”44其误乃因袭《十八体书》之讹。

南朝宋王愔《古今文字志》被张天弓认定为“中国古代最早一部书道史及书道品藻文章”45，该著在编撰体例上受《四体书势》的影响。今传《古今文字志》各式版块均为残篇，但从存目来看，有“旧书有三十六种”，包括“秦书八体”“新莽六书”和卫恒“四体”，此外还有行书、楷书、诸多杂体和象形篆。其中“古文篆”本与籀文、象形篆、科斗篆、小篆、刻小篆、摹篆比肩，而被《法书要录》析为“古文”“篆”二体，实误46。与卫恒《四体书势》拈出“四体”以简驭繁不同，《古今文字志》则演少为多，列出36种字体。一方面，王愔列“古今字学二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东谈主”“书势五家”，明确将“字学”（《法书要录》《书苑菁华》作“小学”）和“书势”分开，这不错看出《四体书势》的影响所在；另一方面，他以“古今文字志”定名，赫然又将“书势”统贯于“字学”之下，这正反馈了南朝本领书道艺术依附于文字学的历史事实，与卫恒《四体书势》以“字体”统贯“书势”有殊途同归之妙。

《法书要录》本《古今文字志》在“旧书三十六种”下列“云书”47，明清刻本《墨池编》脱此。镰仓手本萧子良《古今篆隶体裁》列43种书体，有“云书”而无“柳叶篆”；庾元威《论书》列“百体”，有“云书”而无“柳叶篆”；《古今文字志》亦不录“柳叶篆”。可见，“云书”的存在着实，而“卫恒作云书”即为附会，卫瓘作“柳叶篆”更是天方夜谭。

魏晋南北朝以来，书道规模各式杂体和象形篆书车载斗量，这偶而便是虞龢提到的“诸杂势”。文学规模亦然如此，除传统的“章表奏议”“赋赞歌诗”之外，还有“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刘勰合计“括囊杂体”48。在传为卫氏家眷创造的诸多杂体中，“散隶”应该比较着实。张怀瓘《书断上·飞白》：“卫恒祖述飞白，而造散隶之书，开张隶体，微露其白，死板于飞白，秀逸于隶书，处其季孟之间也。”49庾元威《论书》：“散隶露书，终是飞白。”50韦续《纂五十六种书》：“四十七散隶书。晋卫恒所作，迹同飞白也。”51在卫恒的“诸杂势”中，极有可能包含“飞白书势”。因为魏晋以降，“飞白书”一度成为流行的书体。萧子云《论书启》：“三十六著《晋史》一部，至二王传记，欲作论草隶法，书不宣意，遂不行成，止论飞白一势良友。”52揆诸文件，有晋刘劭《飞白书势》、南朝宋鲍照《飞白书势铭》、唐岑文本《奉述飞白书势》。《古今文字志》所云的“书势五家”中，“飞白书势”极可能居其一，另外四家或即《四体书势》中的“古文势”“篆势”“隶势”“草书势”也未可知。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杂体和杂势，体现了书道艺术多途发展的现实，然则大部分杂体书在历史的烟尘中最终掩旗息饱读。唐代以来，天然也存在一些杂体书，但在表面上已继承到鄙夷和辩白，如孙过庭《书谱》所言：“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图画，工亏笔墨。”53其背后原因与书道渐渐由外到内，脱离“形学”走向“心学”的历史大趋势商量。

康有为曾将书道的实践笼统为“形学”54，刘熙载则视为“心学”55，可谓各得书道之一端。魏晋以降，书道形成钟、卫二派，钟派通过王羲之的传承而大盛，终成中国书道史的主流，卫派则掩旗息饱读于历史烟尘之中。个华夏因，即与卫氏书派因为秉持古文传统而“重形”商量，终不敌书道艺术日趋内化、与东谈主文勾引而成为“心学”的历史大潮。

五、由“势”到“法”

唐前谈及书道手段多用“笔势”一词，亦首见于《四体书势》。传王羲之有《笔势论十二章》，此篇虽为伪托，但反馈了唐前的书道不雅念。此外，唐释希一辑《笔势集》，成书时辰应早于《法书要录》，今传日本安永十年（1781）手本。《笔势集》包括八篇文件：《用笔法》《王逸少笔阵图论》《用笔阵图法》《王羲之笔势论》《评能书东谈主名》《王献之表》《不雅钟繇书道十二意》、庾肩吾《书品论》等。这些被唐东谈主冠以“笔势”的篇章，除《评能书东谈主名》和庾肩吾《书品论》外，全部被朱长文纳入到《墨池编》“笔法”一类中，何况他还把波及书体、字体的《四体书势》也归入“笔法类”。

从目下的文件检修来看，最早提到“用笔”的即卫恒《四体书势》，但此时的“用笔”并非指具体的用笔方法，而是强调笔自己的物理属性，与“措笔”“引笔”“奋笔”“动笔”“绝笔”处于销毁个层面。此后“用笔”一词日渐流行，至唐代达到旺盛，多见于唐东谈主伪托唐前书论中，其内涵皆就用笔手段而言。虞世南《笔髓》云：

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苍颉象山川江海之状、虫蛇鸟兽之迹，而立六书。战国政异俗殊，书文差异。秦患多门，定为八体。后复讹谬，凡五易焉，然并不述用笔之妙。及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王、卫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56

所谓“五易”，韦续《纂五十六种书》有证据：“又云字有五易：苍颉变古文，史籀制籀文，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汉代作草是也。”57虞世南说得很理会，汉代以前，“不述用笔之妙”，魏晋以来，“自悟其旨”。

所谓“笔法”有两义：一指“制笔法”，如李阳冰《笔法诀》即是；二指“用笔法”，如《墨池编》录（传）李斯《用笔法》：“用笔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逝，信之天然，不得重改。”58本文所商量的“笔法”主要指后者。唐东谈主喜言“笔法”，然“笔法”一词见于书论文件之始，莫究其时。唐宋之际，笔法类的文件腾涌而出，关联词这些文件的确凿性尚需检证。最驰名的言“笔法”作品是《墨池编》所载《古今传授笔法》，此篇又被明刻诸本《法书要录》录入作《笔法传授东谈主名》，但并非张彦远正本编次，而是后世据《墨池编》《书苑菁华》等书增入者。

《法书要录》录有《梁武帝不雅钟繇书道十二意》一篇，《笔势集》作《不雅钟繇书十有二意》，《太平御览》卷七四八摘录一小段，题作《梁武帝不雅钟繇书道》59。《墨薮》有《张长史十二意笔法第十一》，《墨池编》据以收录。其后宋刻本《书苑菁华》分别录有《梁武帝不雅钟繇书道十二意》和《唐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二篇，前者与《法书要录》相似，后者与《墨池编》略同。“钟繇十二意”和“张长史十二意”二篇有较大不同，前者称“书”或“书道”，而不言“笔法”；后者演绎较多，“笔法”一词屡见。朱长文云：“张彦远录十二意为梁武笔法，或此法自古有之，而长史得之以传鲁公耳。”60朱长文按照宋东谈主的俗例称“梁武笔法”，乃是大谬。

实践上，这些所谓的笔法类文件，大多为中晚唐本领的伪托之作。一个有劲的凭据是，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李嗣真《书后品》等著述中，果然不见“笔法”一词的脚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法书要录》中“笔法”一词仅出现三次：第一，卷一《传授笔法东谈主名》，此篇滥入，不足深论；第二，卷四《张怀瓘书议》“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骚者”，按，此句“笔法体势”在《墨池编》中作“数体”，吴岫手本《法书要录》作“二体”，唯明刻诸本《法书要录》《墨薮》、宋刻本《书苑菁华》《古今法书苑》作“笔法体势”，当以“数体”为正；第三，卷三《徐浩古迹记》“颇知笔法，使定古迹”，无其他异文。此句是独一（至少证据是一丝数）解释唐东谈主书论文件中使用“笔法”一词的书论文件。这是否不错引申，书论文件中使用“笔法”一词，始于盛中唐本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共出现“笔法”四次：第一，卷一《论画六法》“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第二，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国朝吴谈玄，古今独歩，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字画用笔同矣”；第三，卷二《论辨别储藏购求阅玩》“书则不得笔法，不行结字”；第四，卷一〇《唐朝下》“王默早年授笔法于台州郑广文虔”61。这四处虽有两处指绘图，但张彦远合计“字画用笔同”。据此可知，至迟在中晚唐本领，书论中“笔法”一词才运行被渊博使用。

“法”之一字，值得深究。“书”“法”并称，当与“笔法”一词流行商量。史学上的“春秋笔法”亦称“春秋书道”，此乃“书道”一词出现之始，但赫然彼“书道”非此“书道”。《隶势序》云：“魏初而有钟、胡二家为行书道，俱学之于刘德升。”“行书道”的提法已开“书道”之先。皆梁本领的傅昭撰有《书道目次》一书，《笔势集》所载袁昂所作《古今书评》云：“右廿四东谈主，自古及今，善能书道。”62此处“书道”兼有书道作品和笔法之意，已与唐代以来“书道”一词的涵义无甚判袂。

由字体、书体、笔体，到字势、书势、笔势，再到字法、书道、笔法，骄贵了书道艺术日渐零丁并与小学分离的历史趋势。此外，在书道技法发展经过中，笔法取得了相对于结字的上风地位，书道不竭突破“形”的镣铐，冉冉与“心”勾引起来，从而为中唐以后“东谈主”“文”与书道的勾引开辟了新的谈路。

余论

中国书道的发展，至魏晋一变，“钟张二王”成为唐代以前最伟大的书道家，“四贤”的出现也标记书道艺术着实的自发。袁昂《古今书评》云：“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朽。”63孙过庭《书谱》亦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64跟着“四贤”经典地位的诱导，书道也渐渐从“字学”中挣脱出来，走上艺术化的发展谈路。张怀瓘指出，“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笔墨之谈生焉”65。“笔墨之谈”的发生，标记着书道作为零丁的艺术门类登上历史舞台，但在传统经学念念维的历史布景下，“笔墨之谈”并莫得受到应有的怜爱，反而起原就被正统儒家所质疑。《非草书》载：“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草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66后世书为“小谈”的不雅念即与此商量。此外，以“钟张二王”为代表的书家因单方面发展书道而忽视“字学”的本原，也在事实上酿成书道艺术的短板，《颜氏家训》合计“此艺不须过精”67便着眼于此。晋唐以来对书道艺术的质疑最终导致了一场绵延陆续的声讨畅通。北宋朱长文在《墨池编》卷一按语中开篇明义地指出：

古之书者志于义理而体势存焉。《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者，惟其通于书之义理也。故措笔而知意，见文而察本，岂特质画模刻良友。自秦灭古制，书学乃缺，删繁去朴，以趋便易。然犹意思意思略存，至行草兴而义理丧矣。钟、张、羲、献之辈，以奇笔倡士林，六合独知有体势，岂知有源本，后颜鲁公作字得其正为多，虽与《说文》未尽合，盖不欲大异时俗耳。68

朱长文在《墨池编》中收录有《四体书势》，他所使用的“体势”一词，赫然与该篇商量。但他所说的“体势”侧重于“势”，实践内涵是指晋唐以来的书道艺术，要点是钟、张、羲、献的“行草”“奇笔”。朱长文站在学者的态度上，祭起“六书”的大旗，信托了颜真卿正书合于篆籀的“得”，品评钟、张、羲、献行草书“以奇笔倡士林”的“失”。不仅从表面上阐述了“书学”务须以“字学”为本原的必要性，同期也通过《墨池编》的学理归类体现出弥缝“字学”与“书学”分离趋势的努力。朱长文“保守办法”的态度与卫恒援用崔瑗《草书势》“纯俭之变，岂必古式”的“与时俱进”似乎方圆凿枘。不外，这应是晋唐以后书道艺术单方面发展势必导致的场面。从此以后，为清算书道艺术因“独知有体势，岂知有源本”的积弊，一些文东谈主、学者和艺术家们运行试图从“字”“东谈主”“文”中去找寻救赎的药方，中国书道史也随即打开新的一页。这一切，赫然也曾不是卫恒和《四体书势》所能范围的了。

能干

1 本文所引《四体书势》内容（包括蔡邕《篆势》、崔瑗《草书势》、卫恒《字势》《隶势》及《篆势序》《草书势序》《字势序》《隶势序》）皆出自保恒：《四体书势》，朱长文辑：《墨池编》卷二，清雍正就闲堂刻本。

2 裘锡圭：《文字学摘抄》，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5—66页。

3 17 许慎：《说文解字序》，《墨池编》卷一。

4 7 参见精好意思梅：《魏晋南北朝书体论商量》，都门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5 《汉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8页。

6 “盖八体六书，本无大殊，秦焚古文，故以史籀为籀文，而不名古文。王新定六书，则以古文包籀文，奇字不外古文之特异者，余虫书即鸟虫书，摹印变为缪篆，刻符并入篆书，殳书并入隶书，独阙署书良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书社2009年版，第80—81页）

8 24 66 赵壹：《非草书》，张彦远：《法书要录》，东谈主民好意思术出书社1964年版，第2页，第3页，第4页。

9 10 15 49 张怀瓘：《书断》，《法书要录》，第261页，第235页，第290页，第238页。

11 陶弘景：《上武帝论书启》，《墨池编》卷四。

12 26 53 64 《中国碑真名品·孙过庭书谱》，上海字画出书社2015年版，第19页，第20—21页，第29—30页，第3页。

13 彭砺志：《“势”体裁考论》，《古典文件商量》第13辑，凤凰出书社2010年版。

14 李广大：《从用韵角度考据〈四体书势·隶势〉的作家》，《长江学术》2013年第3期。

16 朱熹：《周易本义》，上海古籍出书社1987年版，第62页。

18 徐幹撰，孙启治解诂：《中伦解诂》，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页。

19 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三，明末王乾昌刻本。

20 30 31 徐坚等：《入门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7页，第508页，第507页。

21 48 刘勰著，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卷六，上海古籍出书社1980年版，第201页，第201页。

22 “体法雅媚，制置才巧。擅好意思当年，有声京洛。”（谢赫：《古画品录·吴暕》，明《津逮布告》本）

23 荀悦：《前汉纪》卷二《高祖》，《四库纲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6册，北京出书社2011年版，第174页。

25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书社2009年版，第313页。

27 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书社1991年版，第11页。

28 刘涛：《极简中国书道史》，东谈主民好意思术出书社2015年版，第24—25页。

29 王应麟：《玉海》卷四五《景祐书苑书学》，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849页。

32 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二，明末王乾昌刻本。

33 《晋书斠注》卷三六《卫恒传·附四体书势》注云：“《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其形’作'其法’。”（房玄龄等撰，吴士鉴、刘承幹注：《晋书斠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8页）

34 颜之推撰，赵曦明注，卢文弨补注：《颜氏家训·附传补遗补正》卷六《书证》，《丛书集成初编》第972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5—166页。

35 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5页。

36 《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5页。

37 《全唐诗》卷三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1页。

38 虞龢：《论书表》，《法书要录》，第44页。

39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2页。

40 唐玄度：《十体书》，《墨池编》卷一。

41 43 《十八体书》碑，西安碑林藏。

42 《墨池编》作“云书”，当据韦续《纂五十六种书》改。《十八体书》碑（西安碑林藏）作“垂云”，近实。

44 方以智：《通雅》卷三二《用具·书道》，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83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1页。

45 张天弓：《王愔〈文字志〉辑佚》，《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荣宝斋出书社2009年版，第191页。

46 《古今篆隶体裁》日本镰仓手本有“古文篆”。

47 王愔：《古今文字志》，《法书要录》，第25页。

50 庾元威：《论书》，《法书要录》，第58页。

51 韦绩：《纂五十六种书》，《墨池编》卷一。

52 萧子云：《论书启》，《法书要录》，第30页。

54 “盖书，形学也。”（祝嘉编：《广艺舟双楫疏证·缀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8页）

55 “杨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刘熙载：《艺概·书概》，上海古籍出书社1978年版，第169页）

56 虞世南：《笔髓》，《墨池编》卷二。

57 韦绩：《纂五十六种书》，《墨池编》卷一。

58 （传）李斯：《用笔法》，《墨池编》卷二。

59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18页。

60 朱长文辑：《墨池编》卷二。

6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东谈主民好意思术出书社1963年版，第15、24、36、204页。

62 释希一：《笔势集》，（日本）安永十年手本。

63 袁昂：《古今书评》，《法书要录》，第76页。

65 张怀瓘：《文字论》，《法书要录》，第158页。

67 颜之推撰，赵曦明注，卢文弨补注：《颜氏家训·附传补遗补正》卷六《书证》，《丛书集成初编》第973册，第179页。

68 朱长文辑：《墨池编》卷一。

*文中配图均由作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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